在嘉峪关市，人们找不到太多可以花钱的地方。该市地处戈壁沙漠，是联结欧洲与东方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偏远小城。1950年，大约5万名建筑工人在兴建该市钢铁厂的过程中几乎被饿死。那项建设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这座拥有20余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大概相当于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及周边地区——刚刚开设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凑巧的是，肯德基(KFC)也常爱把店开到中国从未接触过快餐的地方。
把花钱的习惯传播到"中央王国"最偏远的地方，正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企业董事会都酝酿实施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让十亿消费者大举消费，目的是用消费主导型增长来代替数十年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热潮。
在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无疑正在生根发芽。但他们是否会像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著名的"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根深蒂固的节俭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消费者，是否会像大城市中产阶级那样，轻易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
在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临时召集起了一个代表嘉峪关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焦点小组，作为访谈的对象。在这里，食客们争相涌向一碗碗鸡鸭鱼肉、酱料和调味品，给自己的单人火锅增添美味。这家餐馆位于新开业的东方百盛购物中心顶层，紧挨着肯德基。该购物中心是嘉峪关市第一座现代化的零售商场。
坐在餐桌边的是四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有些已婚，有些单身；有些已在外打拼，有些则仍留在家乡发展。
为了在21世纪的中国取得成功，所有人都面对着各种挑战。这四个人在嘉峪关市长大，但多数已在大城市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他们懂得了怎样大把花钱，但几乎没有谁想沾染任何挥霍的习气。
景曦（音译）是一名公务员，已经订婚。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那座城市有2300万人，是他家乡的人口的100多倍。他在上海目睹了贪图物质的生活方式，并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不是那种把钱全都造光的人，"他说，"我正在攒钱买房。"
景曦在上海作软件工程师，每月可挣到7000到9000元人民币（合727至937英镑）。嘉峪关市的工资水平不及上海，但它也拥有后者不具备的优势。"房租没那么贵，"景曦说道，"所以尽管工资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许更高。"
在家乡生活还有一个优势：父母会负担他的各种开销，年已30岁的景曦则可攒下足够的钱，每月买下一平米梦想中的房产。"在上海，我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原因在于，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月攒下一部分工资都不足以攀登上"房产阶梯"的地步。怪不得有些人宁愿把钱花在手袋上。
而在嘉峪关市，普通人还能买得起房。因此，景曦这代人从父辈身上学到的节俭习惯，仍然有意义。这种习惯是由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贫困造成的。
就连那些刚作父母的人也会想方设法把大部分工资攒下来。他们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父母那样，把可能多达一半的工资都花在进口配方奶粉和其他必需品上。29岁的郅慧（音译）就是这么攒钱的。她是当地酒泉钢铁集团的一名员工，和父母住在一起。郅慧说，父母负担了她宝宝多数用品的开销，因此她能把半数收入存起来——大多用来购买了企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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