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多年没回过牛津大学(Oxford)了，因此最近故地重游时，我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四处走动时，我不断回想起25年前的同一个月份，还是个本科生的我第一次来到牛津大学时的情形。我禁不住想到："我居然能走在基督堂草坪(Christ Church Meadow)上查邮件！"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生宿舍里甚至连电话都没有装。
牛津大学努力让自己亘古不变。晚上站在大多数学院的方庭里，环顾四周，你无法确定此时是1613年还是2013年。但事实上，牛津已经变了，变化得非常快。我所知道的那个牛津大学，充斥着性骚扰、种族主义、伪文艺和雪莉酒。那个牛津已不见踪影，如今的牛津非常专业，并且开始关心金钱。
在我读书的年代，考进牛津并不是太难，因为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几乎所有考上的学生都来自英国少数上层或中上层家庭。此外，那时几乎没有女生。尽管当时的录取流程随意性颇强，但要通过还是需要一点好运的。比如，我所知道的一名导师就理直气壮地青睐毕业于公学的浅发色的高个学生。
一旦被录取，没人期望你会努力学习。你踏实地知道，你的简历上将永远挂着"牛津"的名字，接下来的3年里你要做的就是好好享受这个神奇的地方。我所知道的大多数学生把精力用于成长、交朋友、喝啤酒、运动和寻找爱情。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本科生在学期内平均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是20小时，而一年中两个学期加起来的时间仅为24周。
一周的全部作业一般也不过是写一篇短小的文章（这对做专栏作家倒是一种不错的训练）。我的有些作业写得太差劲了，结果我在期末考试前重读它们的时候，简直想写信向我那些老导师致歉。许多导师反正也不在乎。他们中有些人在要求不太严格的日子（那种日子早已成为过去）获得了这份教职，没有博士学位(PhD)，也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终日饮酒。导师一对一指导学生的制度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决定权。我所在的学院有一名导师，据说曾在一些学生面前暴露下体，还曾试图招募另一些学生为情报机构工作。还有一名导师骚扰了太多女生，导致校方最终采取了行动：禁止他一对一指导女生。
那时候，"政治正确"的观念还不太盛行。在本科生公共休息室(JCR)会议上，如果一名女生试图发言，男生通常会起哄："把咪咪露出来给爷们看看！"一名信仰锡克教(Sikh)的学生则会引来这样的叫喊（而不会遭到抗议）："现在他们连裹头佬儿都招进来了！"反同性恋被视作正常现象。只要对这些传统做法提出抗议，就会被视为缺乏幽默感。这一切听上去也许像是老黄历了，但如今英国政坛的许多人物，都是与我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牛津毕业生，比如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
那时的牛津大学是隔绝于现代世界之外的永恒象牙塔。这所亘古不变的大学，培养出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C•S•刘易斯 (CS Lewis)和J•R•R•托尔金(JRR Tolkien)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经久不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所大学还帮助自己的学生过上了自由思考、不受当代热点问题和潮流侵扰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几乎丝毫未渗入牛津。有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课程讨论完全围绕穆勒本身，而没有演变成一场有关撒切尔主义的争论。牛津培养出了撒切尔（Thatcher，以及英国近代其他大多数首相），但这所大学本身却不关心政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