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带领"七常委"作为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人民大会堂，距今已近一年。当时，或许是受到习近平更为平实风格的鼓舞，人们对于他上任后能否发起新一轮政治经济改革，有很多期待。这些期待尚未得到回答。从过去一年看，比起进一步开放中国的经济或政治体系，习近平更擅长的是加强对中共的控制。他发起一轮反腐行动，让干部们夹起了尾巴；他建立起对人民解放军的铁腕控制；还对互联网上的博主们展开一轮打压，以压制对中共的批评之声。他甚至重新使用一些带有毛泽东时代特色的口号。有人猜测，习近平向中国政治左派靠拢，是为了为市场改革提供"掩护"。但如果他是一位"密室改革者"，那么他的行事方式未免有些滑稽。政策似乎的确有些变化——一会儿是银行牌照管制的放松，一会儿是自贸区，但实质性的变化却乏善可陈。
大家都明白，中国必须从依赖投资向内需拉动转变，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人民币的确在升值，甚至已经让一些出口商叫疼。但如果说中国在变化，它也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推行的庞大刺激计划让早已臃肿的国企再度"充血"，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倚赖有增无减。
问题是，中国人民币（不可兑换）汇率制度受到的外界抨击越来越少。投资原来越多，经济产出却越来越少。这种形势无法长期维持，它会导致不良贷款升高。钢铁等行业长期的产能过剩，正在扼杀盈利能力，并很可能导致通缩。中国亟需创新能力，而国企在这方面不大可能有突破。中国最具开创精神的大型企业阿里巴巴出自私营部门，并非偶然。
要施行必要的改革，就要挑战既得利益。最好的选择是，部分国企应该私有化。至少，这些国企应当被迫提高效率，参与竞争。此外，还需要实施相关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政府采用了典型的"追赶模式"：人为压低储蓄利率，以便国有银行能够向其青睐的行业提供廉价融资。尽管改革充满风险，应该谨慎展开，但中国是时候放弃压低利率的做法了。如果储蓄利率上升，消费者会感到更加富有；银行向国企放贷的时候，也会对安全更有信心。银行还更有可能向小型私营企业放贷，因为后者是创新力的源泉。要做到这一点，银行必须更加精于权衡风险。非国有银行应该被允许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这只是开始而已。户籍制度改革讨论已久，它必须让农民能够与现有城市居民平等地居住在城市中。地方政府应该实施房产税，为其财政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中国还需要更加强健、更中立的司法体系，既能解决商业纠纷，也能解决企业与政府间的争端。改革清单还有很长。
这些改革非常艰难，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要求中共放松管控。但中国的执政党别无选择。除非实施实质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很有可能失去动力。而那将成为中共合法性的终极挑战。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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