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怕听到电话，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门铃响……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
2013年2月，我在电视屏幕看到林祖銮这简短的讲话时，吃了一惊。他依旧消瘦，气色比半年前我遇到时更好，口气却像是另一个人。
这段视频在网络世界广为流传，它似乎印证了乌坎实验的失败。如同一年前的过分乐观一样，过分的悲观似乎笼罩在这个村庄。长久来的疑惑变得更为清晰起来，倘若整个制度不改变，这场村级的政治实验能支持多久？或是它从来就没有人们期待的那种变革性，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刻，由媒体的情绪渲染所致？比起一年前，中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已大为缩减。十八大召开完毕，"重庆模式"固然失败，曾被寄望的"乌坎模式"似乎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期待。
2012年8月，我第二次前往乌坎。一年一度的请神会正在进行。天后娘娘、关公到赵大元帅都被请到了仙翁庙，那个黑面长须的仙翁拥挤在其中，失去了显著性。夜晚的广场上，总有三台戏在同时上演，潮剧我一点也听不懂。
林祖銮没去听戏，觉得那"乱糟糟的"，事实上，他对村中盛行的很多风俗不已为然，尤其是这多年来的殡葬。"一个人平均要花15万，红白喜事要用上一个家庭的一半收入了，传统的东西，有些要保留，有些则不是"。他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穿着白色跨栏背心，发亮的银灰色西装裤卷起来，皮肤更显黝黑。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讲起话来依旧迟缓。
这个曾深得信任的村委会已遭遇危机。权威已经瓦解，一年前，村民们从不迈进村委会的院子，而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冲进村委会，指着村委的鼻子表达不满——既然你是我选出来的。
他的情绪仍镇定的，尚保持着某种尊严，没有人敢直接对着他表达不满，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知道，他再不是那个一诺百应的"林伯"。他正在处于自己最不喜欢位置，他夹在地方政府、村民、还有巨大社会关注之间。他昨晚去调解了一场打架，明天要接待又一批市领导。
最核心的仍是土地问题。他们曾许诺帮助村民讨回土地，但它比最初想象的复杂得多。它的产权是如此混乱，所牵扯的部门与利益群体又如此之多，一个村委会能起到作用实在太有限了。即使收回这些土地，又怎样转化成实质的收入？"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摆平"，他感慨说。
在那次拜访中，我明显得感到村中情绪的变化，蜜月期已经结束。张建城则陷于明显的沮丧。"早知会是如此我一定不参与，民主真的重要吗"，他说。昔日的众志成城也随即瓦解，倘若利益得不到即刻满足，拥护者立刻转变成反对者或嘲讽者。不久前，当一家公司捐献了两千多台微波炉后，它演变成一桩混乱，新的村委以为这是福利，不想却引发了无尽麻烦，长期不在村中的人都露面了，都在争要自己的那一份。人们以前对自己的村庄的命运无力，现在则都觉得有权参与其中。
我也见到了庄烈宏，他正准备辞去村委会的职位。在他简陋的新家里，他说起当前的问题，左右回避，而只有说起抗争年代，他的眼神才亮起来，并执意再次放映《乌坎！乌坎！》。"我真想再回到那个时候"，临别前他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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